內容提要：作為中國第一個成立的佛教宗派——天臺宗，教觀雙美，諸宗師范，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宗風遠播，享譽海外。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從道邃、行滿受天臺教，回國后創(chuàng)建了日本天臺宗。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高麗僧義天入宋求法，拜詣智者塔，發(fā)愿弘教，歸國后朝廷為建“國清寺”，宣弘天臺，集眾逾千，標志著韓國佛教天臺宗的創(chuàng)立。作為天臺宗的根本道場——天臺國清寺，則是中國、日本、韓國天臺宗所共同尊奉的根本祖庭。既為祖庭，定有其獨特的行法及特色，以確保作為天臺宗根本道場的地位及影響力。本文試對國清寺的創(chuàng)建及國清寺僧團早期獨特的行法略作考察，以期能對當下漢傳佛教的修行實踐和進一步發(fā)揮祖庭作用及影響力有所裨益。

      關鍵詞：國清祖庭 僧團行法 四時坐禪 六時禮佛 四種三昧

      一、前言

      作為中國天臺宗的實際創(chuàng)始人——智者大師（538~597），于隋開皇十七年（597）十一月二十四日示寂前遺書于晉王楊廣，請其于天臺山下（佛隴峰南下），五峰懷抱、雙溪回瀾之處，創(chuàng)建一大伽藍。楊廣由僧使灌頂、智璪處接到《遺書》后，遂派遣司馬王弘入山營建。王弘等一行人，于開皇十八年（598）二月底到達天臺山后，即于初春三月，一遵寺圖，開始動工建造，歷時三年半，于仁壽元年（601）十月前峻工落成，最初名為“天臺寺”，當時楊廣已被冊封為皇太子。大業(yè)元年（605）九月，即天子位（登基）后的隋煬帝楊廣，便根據“寺若成，國即清”的宿緣靈瑞，而御賜易名為“國清寺”。此后，國清寺一直被視為三國天臺宗的根本道場，即天臺宗祖庭。

      天臺祖庭國清寺，高僧輩出，世人敬仰，聲譽遠播，萬里來朝。之所以有如此深遠影響及輝煌景象，除諸多因素條件之外，我想與當初智者大師對天臺僧團所制定的規(guī)約及行法有相當的關系。換言之，作為天臺宗的根本祖庭，必然有其獨特的行法。故此，本文試對國清寺的創(chuàng)建及其僧團當時的行法試作探討考察。

      二、國清寺的創(chuàng)建

      據灌頂《國清百錄》及《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記載，隋開皇十七年（597）冬十月，晉王楊廣由京師回到自己所鎮(zhèn)守之蕃地——江都（今江蘇揚州），即派遣了參軍高孝信作為使者，入天臺山迎請智者大師；第二天（十月十八日），大師旋即隨使出山，行至石城寺（天臺西門，今新昌大佛寺），氣疾兼篤，憶“汝當終此”（天臺山為寄終之地）的夢告，自知天命在此，不復前行。于是做好了一切善后事宜，并遺書與楊廣，請其在天臺山下創(chuàng)建伽藍：“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剪木位基，命弟子營立。”此前，智者大師即已親自選定寺址，在佛隴峰南下，天臺縣以北十里處，此處“甚得山相”：五峰（八桂峰、靈禽峰、祥云峰、靈芝峰、暎霞峰）環(huán)抱、雙溪回瀾，柳顧言在《天臺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中有云：“于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便見五峰圍繞，等耆阇之山；兩溪夾瀉，若縉云之澗。”大師于該地標杙寺基，并擬定殿堂式樣，確立伽藍規(guī)模，畫了寺院整體規(guī)劃圖，留與晉王楊廣審閱、參照：“寺圖并石像發(fā)愿疏，悉留仰簡”。另外，希望賜立嘉名寺額，籍以獲得官方的正式承認；同時要求延請原住當陽玉泉寺的十位僧眾前往天臺寺常住，以形成固定的僧團基礎；并乞廢寺水田作為天臺寺（后為國清寺）的經濟保障：“天臺未有公額，愿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臺寺。乞廢寺田，為天臺基業(yè)。”

      作為智者大師的菩薩戒弟子——晉王楊廣（法名總持），尊師重道，接到遺書后，“跪對修讀，摧振于心”，一一答應了大師之請求：“遺旨以天臺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為造寺。始得開剪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chuàng)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并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天臺者，今山內現前之眾，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yè)，亦勒王弘，施肥良地。”于是，晉王楊廣派遣司馬王弘，入山創(chuàng)建伽藍，于智者大師示寂（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的第三個月，即隋開皇十八年（598）二月二十四日，便已與僧使灌頂、普明等到達了天臺山，旋即于初春三月，一一遵照智者大師生前所設計的寺院規(guī)劃圖及大師本意，開始動工建造，歷時三年半，于仁壽元年（601）十月前竣工落成。就落成時寺院殿堂的規(guī)模氣勢、寺址的山相來看，推知智者大師在設計寺院規(guī)劃圖與選定寺址時，即有把“國清寺”作為天臺宗根本道場的設想及意圖，真可謂高瞻遠矚、用心良苦！

      寺院落成之初，權因山稱，名為“天臺寺”，當時晉王楊廣已被冊封為皇太子。大業(yè)元年（605）九月，即天子位（登基）后的隋煬帝楊廣，便根據“寺若成，國即清”的宿緣靈瑞，而御賜易名為“國清寺”。對此，灌頂在《國清百錄•序》中總結性地寫道：“到大隋開皇十八年（598）其歲戊午，太尉晉王，于山下為先師創(chuàng)寺。因山為稱，是曰‘天臺’。王登尊極，以大業(yè)元年（605）龍集乙丑，敕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chuàng)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二云‘五凈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啟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敕取江都宮大牙殿牓，填以雌黃，書以大篆，遣兼內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為始。”

      此后，國清寺一直被視為天臺宗的根本道場，即中國第一個佛教宗派天臺宗的祖庭，受到世人的敬仰與朝禮。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日本求法僧最澄（后稱傳教大師）來到天臺國清寺，從道邃、行滿受學臺宗教義，回日本后創(chuàng)建了日本天臺宗。從此之后，日本天臺宗及其后創(chuàng)立的日蓮宗等宗派也把國清寺奉為本宗祖庭。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高麗僧義天（謚號大覺國師）入宋求法，曾往天臺山禮詣智者塔，并發(fā)愿歸國敷揚天臺教觀，回到高麗后，朝廷為他修建“國清寺”，于此講說天臺教學，學者弟子集逾千人，此舉標志著朝鮮佛教天臺宗的開宗立制，故朝鮮（韓國）天臺宗亦奉國清寺為根本祖庭。天臺國清寺的聲譽遂遠播海外，萬里來朝者絡繹不絕。誠如張風雷教授在《智顗評傳》中所說：“千百年來，在這座聞名天下的大寺（國清寺）中，培養(yǎng)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外佛教思想家。他們的佛學思想和佛教實踐，不僅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繁榮發(fā)展，促進了中外佛教的思想交流，而且也充實了整個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豐富內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清寺不僅在中外佛教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功不可沒。正如鐫刻在國清寺山門上的一幅楹聯所說的那樣：古剎著域中，創(chuàng)六代，盛三唐，宗風遠播；名山傳海外，倚五峰，臨二澗，勝跡長新。”

      三、國清寺僧團的早期行法

      隋大業(yè)元年（605）八月，即天子位（登基）后的楊廣鑾駕輦輿巡幸江都宮。時為天臺寺（后改國清寺）住持的智越法師風聞此信，即書以《參啟》，派遣智璪為僧使，奉啟以聞，出山參賀。九月十九日，僧使智璪到達楚州（今江蘇淮安）華林園，遂上了起居萬福表、《參啟》。九月二十六日，于揚州共諸州僧使引對大牙殿前。十月二十日，再次召見時，由黃門侍郎張衡宣敕問道：“師等是先師之寺僧，眾和合不？相諍競是非不？”由此可知，登基后的楊廣對自己菩薩戒師——智者大師示寂后的天臺僧團頗為關切，親自詢問僧眾和合共住的情況、是否有相互諍競是非等不良現象。

      其實，楊廣及隋王朝在此之前一直都有密切關注智者及其僧團的動向，早在隋滅陳后不久，即隋開皇十年（590）正月十六，隋文帝楊堅便下有敕書，對智者大師（時稱光宅寺智顗禪師）及其所領僧團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言辭很是嚴厲，文中強調“師既已離世網，修己化人”，故必須“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為出家之業(yè)”，并警告說：“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智者大師示寂前，在新昌石城寺遺書與晉王楊廣，文中云：“于荊州法集，聽眾一千余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據此亦可窺知隋朝政府當時對智者大師及其僧團的密切關注、諸多限制，且被地方官員冠以有乖國式、非法聚眾、惱亂官人等罪名，僧眾學子一千三百余人當天即被譴散。

      有鑒于上述外部因素隋朝政府的具體要求，以及僧團自身內部實修的實際需要，智者大師在隋開皇十六年（596）春第二次入天臺山時，看到晚學后進松散懈怠的不良情況：“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鎖，日甚月增”，為維護僧團的良好形象、成就僧眾的無上道業(yè)，故立御眾制法十條，以整肅僧團、訓諸學者、明確賞罰、規(guī)定行法。其中第一條規(guī)定：“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若依眾者，當修三行：一、依堂坐禪，二、別場懺悔，三、知僧事。”

      據此可知，智者大師在立制法十條當中，首先指出：根據各自的根性不同，有的可獨自修行而得道果，有的則需依眾共修而得解脫。若想依靠僧團大眾之力而得解脫者，應當修行三種行法，即所謂：依堂坐禪、別場懺悔、知僧事。此是針對三種不同的僧眾對象（依堂僧、別行僧、知事僧）而應機施設的三種相應的行法。也就是說，此三種行法，乃是智者大師所親自制定的、當時天臺僧團（后為國清僧團）所共同遵循修習的行法內容。若追溯此三種行法的思想淵源，或可從北涼時期所譯的《大方廣十輪經》中找到理論依據。在后世的文獻中更進一步說明了三種行法乃是對應上中下三種根性而來的：上根性者坐禪，中根性者讀誦（禮佛懺悔），下根性者營理僧事。

      立制法中，智者大師針對三種不同的僧眾對象，設有三種相應的行法：

      1、依堂僧行法：“以四時坐禪、六時禮佛為恒務”，即所謂的“禪禮十時，一不可缺”。

      2、別行僧行法：“別場懺悔”，即“以在眾為緩，精進勤行四種三昧”；竟三日外，仍依眾禪禮十時。

      3、知事僧行法：知僧事，掌管、擔任僧團諸事時，要求做到：不私果縷，不侵眾物，不違本心，竭力供養(yǎng)；竭力始終供養(yǎng)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者。并敘有三則規(guī)鑒：凈人為奴前因、信照侵鹽障道、眾驢迎送私客。

      據上可知，天臺僧團（后為國清僧團）早期的行法最主要有四時坐禪、六時禮佛、四種三昧等，以下對此略作考察。

      四時坐禪的行法來源，可在后漢安世高所譯的《大比丘三千威儀》中找到理論依據，該書卷上有云：“欲坐禪復有五事：一者當隨時……隨時者，謂四時。”另據日本學者池田魯參考察，從原始僧團日常日程的安排內容來看，四時坐禪早在釋尊時代即有實行，乃是原始僧團日常修習的主要內容；但在智者大師以前的諸家文獻著述中，未能找到“四時坐禪”作為一個詞而出現，據此或可推知此行法乃是智者大師所最先提倡。南宋之際，日僧榮西（1141~1215）入宋求法，曾到天臺山留學，回國后創(chuàng)立日本臨濟宗，在其所撰的《興禪護國論》卷下中，記載了當時禪宗寺院日常行儀中僧眾們不敢有所懈怠的行法亦是四時坐禪。其后不久，日僧道元（1200~1253），入宋求法，回國后創(chuàng)立日本曹洞宗，在其所撰《永平清規(guī)》中較為詳細的記載了四時坐禪，可知南宋時期智者大師當年示寂之地——越州（今浙江新昌）大佛寺一帶，此行法亦頗為盛行。關于四時坐禪中的“四時”，其具體對應的時間，現代學者一般多解釋為：黃昏、后夜、早晨、晡時。但此四個時間段，是否就是當時智者大師所說的“四時”，本人認為尚待進一步探討研究。

      六時禮佛的行法來源，可在《大智度論》卷十三中找到理論依據，其文云：“菩薩法晝三時、夜三時，常行三事：一者、清旦偏袒右肩，合掌禮十方佛；言：我某甲若今世，若過去世無量劫，身口意惡業(yè)罪，于十方現在佛前懺悔，愿令滅除，不復更作。中、暮，夜三亦如是。”佛陀臨圓寂前，猶對僧團諄諄教誨，要求比丘們六時行道。據文獻資料記載，彌勒菩薩、婆修盤頭皆曾修習六時禮佛。另在唐不空譯《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末尾注云：“五天竺國修行大乘人，常于六時禮懺不闕。”這說明，六時禮佛在早期的印度佛教中乃是較為盛行的行法。佛教傳到中國后，則由東晉道安法師最先倡導“常日六時行道”，且著有《六時禮佛文》一卷。

      六時禮佛的“六時”，一般會理解為晝夜六時，即一日一夜，所謂白天三時：晨朝、日中（又稱午時）、日沒（又稱晡時），夜間三時：初夜、中夜、后夜。池田魯參在其論文中說：“禮佛的六時，據《國清百錄•敬禮法》中所記內容，可知其就是晨朝、午時、晡時、初夜、中夜、后夜之六時。”若如此解釋，六時禮佛與四時坐禪（黃昏、后夜、早晨、晡時）的時間有所重疊，六時禮佛已是一日一夜，那四時坐禪的時間怎么安排？此與上述“禪禮十時，一不可缺”的原文相違！故似有不妥。其實，晝夜六時，亦可解釋為“晝夜各有六時，共十二時也”。即如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所云：“今依此國歷法，凡一日一夜有十二時。”佛教中晝夜分十二時，是依《大集經》所說十二時神獸之說，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卷八上中云：“《大集》明十二獸在寶山中修法緣慈”，接著又詳細解釋了十二時（寅時、卯時、辰時、巳時、午時、未時、申時、酉時、戌時、亥時、子時、丑時）三十六時獸。綜上所述，此處的六時，或應指二六時中（一晝夜十二時）的六時，即十個時辰，對應一天十二時辰中除兩個時辰養(yǎng)息外，都在坐禪禮佛中度過。

      四種三昧的具體內容，在《摩訶止觀》卷二（上、下）有詳細解釋，分常坐、常行、半行半坐、非行非坐四種，各有經典依據，皆從身口意三業(yè)而說修行方法，前三并有勸修內容。常坐三昧，又叫一行三昧，依據《文殊師利所說經》和《文殊師利問經》，以九十日為一期，身常端坐，口或稱名，意念法界而修止觀。常行三昧，又叫佛立三昧，依據《般舟三昧經》，以九十日為一期，身常經行，口唱彌陀，意念觀佛而修止觀。半行半坐三昧，又分方等三昧和法華三昧，前者依據《大方等陀羅尼經》，以一七日為一期，身常行坐，口誦真言，意思秘要而修止觀；后者依據《法華經》及《普賢觀經》等，以三七日為一期，身修十法（嚴凈道場、凈身、三業(yè)供養(yǎng)、奉請三寶、贊嘆三寶、禮佛、懺悔、行道旋繞、誦法華經、思惟一實境界），口兼說默，意觀實相而修止觀。非行非坐三昧，又叫覺意三昧、隨自意三昧，依據《大品般若經》、《請觀音經》等，身儀不限，于一切時、處，歷善、惡、無記事，意起即修止觀。此四種三昧，即是天臺僧團中別行僧的行法。若覺得共修進度緩慢，可在別場精進勤修四種三昧。但修行時期稍有不同，在立制法中，別行以三日為期，滿三日后，即應歸堂依眾，與依堂僧同修六時禮佛、四時坐禪，即所謂“禪禮十時”。

      四、小結

      國清寺峻工落成之際，身為智者弟子的智越法師（后為國清寺首任住持），于仁壽元年（601）十月三日，代表天臺寺眾表啟以謝皇太子楊廣，文中說道：“常于寺內，別修齋懺，恒專禪禮，庶藉熏修。”此中的“別修齋懺，恒專禪禮”，即是上述的別場懺悔和禪禮十時（四時坐禪、六時禮佛）等行法，這也充分說明了作為中國、日本、三國天臺宗共同遵奉的根本道場、天臺祖庭——國清寺，在其峻工落成之初或之前，天臺寺眾（國清僧團）即以此行法為恒務，上下和合，奉國行道；同時亦可窺知國清僧團早期的行道方法及其內容。

      四時坐禪、六時禮佛的行法，乃是智者大師生前親自為天臺僧團所確立制定、一日不可缺行的“禪禮十時”。大師滅后，登基后的隋煬帝楊廣，對此亦頗為重視、極為關注，其于大業(yè)元年（605）十一月，在揚州大牙殿，敕問僧使道：“師等既是先師之寺，行道與諸處同，為當有異？”天臺僧使智璪答曰：“先師之法，與諸寺有異。六時行道，四時坐禪，處別行異，道場常以行法奉為至尊。”

      此行法亦可說是早期天臺僧團（后為國清僧團）獨特奉行、引以為傲、廣受贊譽的行法。誠如圓珍（日本天臺宗入唐求法僧）在《授決集》（撰于公元884年）卷下所云：“唐土天下總曰：至細修行，不如天臺，以六時禮佛、四時坐禪故。”

                                                         編輯：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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