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以前發(fā)行的中國古塔明信片 北京妙應寺白塔

 妙應寺

 北京匡時春拍 釋迦牟尼像

    隨著佛教藝術品市場的不斷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和加入進來，對于國內(nèi)藏家來說，談起明永宣、清宮廷等風格都很熟悉，但對某些時代的佛像類型則了解不多，元代佛教藝術就在其中。

    很多情況下，兩個民族在相互交往和接觸的過程中，其兩種文化的輻射和借鑒是互動的、雙向的。漢藏兩地佛教之間的交流、對話、溝通便是最好的證明。

    西藏具有本民族特色和地域特性的宗教信仰，結合了西藏本土的原始崇拜和來自印度和中原兩地的佛教思想，而又深受印度教信仰的影響。自公元1247年蒙古王子闊端與薩迦派高僧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在涼州進行會晤之后，西藏正式納入了中國的版圖，成為我國多民族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員。

    根據(jù)元代熊夢祥《析津志》的記載，在當時稱為大都的北京，帝王出于個人信仰的追求不惜靡費巨資，興建了很多大型的皇家佛教寺院，作為祭祀逝去皇帝的“原廟”，如大承華普慶寺、南梁河寺、青塔寺、黑塔寺、高粱河寺、大承天護圣寺、大圣壽萬安寺等，又于長城居庸關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修建了一座具有精美浮雕的過街塔。但在元末多為天災戰(zhàn)火所及，多數(shù)已化為瓦礫塵土，只剩下大圣壽萬安寺一座輝煌的大白塔和居庸關過街塔，仍然屹立至今。

    神秘的元代佛像藝術

    妙應寺，俗稱白塔寺，位于中國北京市西城區(qū)阜成門內(nèi)大街171號，寺內(nèi)建于元朝的白塔是中國現(xiàn)存年代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喇嘛塔。

    元代佛教藝術的北京風格是西藏地區(qū)傳入大都后在北京地區(qū)形成的藏式造像風格。元廷為了表示對佛教的尊祟和滿足京城佛教發(fā)展的需求，專門在宮廷內(nèi)設立“梵像提舉司”負責塑造藏式佛像。當時著名的尼泊爾藝術大師阿尼哥及其門徒劉元、阿僧哥等就供職于這個機構中。阿尼哥及其門徒忠實地秉乘尼泊爾佛像藝術風格和手法，為當時的大都和寺廟塑造了大量的佛像，深得朝野上下贊賞，時人稱之為“西天梵相”。

    時至今天，我們雖然不能確定阿尼哥及其門徒親手塑造的造像制品，但是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兩尊由內(nèi)地人布施所造的金銅佛像和北京昌平居庸關云臺券洞內(nèi)和券門上的浮雕佛像看，其藝術風格與特征十分清楚。它的主體風格為典型的尼泊爾樣式，強調雙肩及軀干的雄健之美，同時吸收了非常明顯的漢地審美因素和表現(xiàn)手法，如造像面相比較寬平，兩眼呈平直狀等等。

    寶冠釋迦牟尼，帶有濃郁的尼泊爾風格，同時吸收了非常明顯的漢地審美因素和表現(xiàn)手法，令人強烈的聯(lián)想到此類阿尼哥風格的作品。造像頭部和軀干比例協(xié)調，剛中見柔。面相比較寬平，由尼泊爾時期童子臉逐漸向漢地方形臉過渡。身體勻稱，四肢、雙肩和胸部強調雄健之美，強烈的內(nèi)在力度通過輕薄透剔的袈裟彰顯無遺，體現(xiàn)出元代造像的時代風尚；與此相對，手指則修長、柔美、靈巧。袈裟紋樣簡潔，線條流暢，如行云流水，與座前自然精美如懸瀑的衣褶相得益彰。

    人物雄健的軀干不僅與居庸關及飛來峰造像風格相同，臉部輪廓與五官的處理幾乎也如出一轍，從脫落的鎏金處更可見得銅質為尼泊爾工匠在內(nèi)地冶煉而出的白銅，與之后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造像一脈相承。整件作品鎏金亮麗，用材講究，工藝精湛，體型高大，裝藏完好，將漢藏尼藝術相融于—體，是佛教藝術走向成熟期的佳作，更是漢藏和中尼文化交流和傳統(tǒng)友誼的重要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