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剎紅螺寺選址布局精巧，建筑嚴謹縝密，松柏掩映下的青磚素瓦與苑林融溶合一，文化氛圍莊嚴深邃，令許多宇廈千間的大寺黯然失色。紅螺寺在我國北方久負盛名，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圈。

紅螺寺是民族融合的產物。目前認為紅螺寺始建于東晉，但缺少文獻依據。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昭文館學士樊從義撰《紅螺寺大明寺碑》：“峨峨佛剎山之陽，開基創建于盛唐”。現在看來，把紅螺寺的創建年代定于盛唐應該是一個科學的為大家所認同的提法。當時紅螺寺為十方常住寺，歷屆住持曾為皇家命派，高僧頻出。盛唐時代，唐太宗采用中書令溫彥博的建議，允許北方民族部落到內地定居，靺(音ｍｏ）鞨(ｈｅ)有8000多人內遷到懷柔的桃谷山定居。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由漢代以來以戰為主變為以和為主。在實現民族融合的背景下，擴建了紅螺寺，使其具有了象征團結、象征融合的色彩。

許多名人與紅螺寺結下了不解之緣。《紅螺寺大明寺碑》上說，懷柔紅螺寺與北京圣安寺是同宗同派的佛寺，也就是紅螺寺曾是圣安寺的下院。圣安寺是金、元兩代皇家的家廟，金太宗完顏晟時，高僧佛覺大師在圣安寺講經。金世宗完顏雍大定三年(1163年)，佛覺把主持圣安寺講經的任務交給晦堂法師，退隱到懷柔紅螺寺。佛覺禪師為紅螺寺和北京圣安寺建起了一座同宗同派的橋梁，從而為紅螺寺文化的興起開辟了一條新路。

在佛覺講經190余年之后，又一位佛學大師云山歸隱紅螺寺，使紅螺文化再一次興盛。一是融佛學與儒學于一體。云山大師先后主持元代皇室祠廟圣安寺40年，不僅是元代佛學泰斗，而且是元代皇帝的首席文化顧問。1352年云山謝絕了皇帝的挽留，退隱懷柔紅螺寺。云山在“北地嚴寒不宜竹”的懷柔地區，栽種了大面積的翠竹，為紅螺寺的園林藝術培育了新的亮點，為紅螺寺文化中竹文化奠定了基礎。云山還兩次主持紅螺寺的修繕工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玄燁到紅螺寺游覽，對紅螺園林文化頗有濃厚興趣，還指令隨行人員清點了紅螺寺翠竹的株數是613株。懷柔知縣吳景果為宣揚紅螺寺的園林文化，還在他辦公的縣署 內建書屋三間，移栽了紅螺寺的翠竹于房前，題名曰“螺竹軒”。康熙年間，著名文人朱尊、王漁詳等經常到圣安寺聯句吟詩，這個風氣也很快傳播到紅螺寺，因而出現了眾多文人齊集紅螺寺，舉辦賞花筆會、詩會等文化活動。

紅螺寺文化的發展與徹悟醒和印光兩位凈土宗的禪師密不可分。徹悟醒禪師是河北豐潤人，俗姓馬，名際醒。1792年在北京大鐘寺講經，1800年退隱懷柔紅螺寺。徹悟醒禪師精通佛學、儒學，平生著述甚豐，有《夢東遺足跡》存世，他的《講前示偈》主張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就如同紅螺寺的“云自高飛水自流”的景觀一樣，要順其自然。印光祖師是陜西邰陽人，俗姓馬。1886年到紅螺寺講經，1893年到浙江普陀山法雨寺經樓精心研究佛家經文。紅螺文化至印光更馳名海內，“南有普陀、北有紅螺”之說，實由于印光在普陀和紅螺兩地講學而來，紅螺寺聲譽日隆。

悠久深厚的紅螺文化也影響和滋潤著周圍的村鎮百姓。紅螺寺附近民風淳樸、祥和，文化氛圍濃重，民間自發涌現了小車會、高蹺會，舞龍、舞獅、民樂演奏等多樣的文化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