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富

       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卻在中國久盛不衰。無論從那個角度去看，中國佛教文化的豐富多彩、精美絕倫，都堪稱世界之最。佛教自傳人中國至今，在經歷了大約二千年的風雨洗禮之后，更加顯出她嫵媚的風采。改革開放以來，佛教文化倍受青睞，佛教文化的研究、弘揚掀起了——個不大不小的浪潮。在振興中國經濟的事業中，佛教文化被列為旅游經濟的——項重要資源而加以開發利用，這說明佛教文化在今天不僅有著協調自然、協調社會、協調人心的功能，而且在經濟建設中也存在著極大的潛能。佛教文化被社會重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喜中也有憂，這個憂表現在實際工作中對“佛教文化”定位不準，對其內涵的把握往往出現偏頗，該發掘的沒有被發掘出來，該利用的沒有被利用。這不僅涉及到開發利用檔次高低的問題，而且還有正確與法否的問題。這里僅就陜西省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談些粗淺的看法，倘有不當，希望各方指教。
　　一、端正對佛教文化的認識
　　佛教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首要問題是對此一“文化”要怎樣去認識。認識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對他的內涵的把握、定位的大問題。
　　所謂“文化”，從廣義上看即人類用智慧的勞動(而非生物本能)創造出來的事物和知識。宗教即文化之一種。因此，我們所說的“佛教文化”其實就是指有關佛教的方方面面，是佛教這種文化及其延伸。
　　以往，但凡說起“佛教”這兩個字，人們便很快地與“迷信”聯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而視之，這無疑是不正確的。所謂迷信，指的是占星、風水、命相和鬼神等。而佛教，從其本來意義上講，則是一種特定的修身悟性的學問，是一種哲學。佛教徒從“善知識”處得到啟發，按照戒、定、慧三學要求去遞修，最后覺悟真理，去欲除妄，獲得解脫，進入寂靜的涅檠境界。佛者，覺也。凡能“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者皆可稱之為佛。可見，佛并非專指某一個圣者，也就是說，佛并非某一個人的專稱，也不是獨一無二的偶像，佛是一種境界，一個目標，眾生只要相信這種說教，便會產生“愿”，由“愿”而生“行”，由“行”而至“果”，人人都有成佛的希望。佛教徒的禮佛、禮塔、誦經等等，最先只是為了借此表達信仰的虔誠態度，堅定修行的信心和決心，是修身悟性的一種手段、一個步驟，是對利欲、妄念的克制。當然，也無庸諱言，佛教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由于對佛、菩薩的“法力”過分的夸大宣傳，另一方面又由于“因了民間固有習俗，加上神道怪誕的傳說”，致使佛教的根本精神被“湮沒”，佛、菩薩亦被歪曲成無所不能的“救世主”，原本是修身悟性的佛教也便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祈福求佑的“祈禱佛教”，于是，有人“竟把佛教看作充滿了牛鬼蛇神的低級迷信，也以為佛教的存在，不過是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一截尚未蛻化掉的尾巴而已。”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清醒的佛教徒及時地提出了“正信的佛教”的新說，強調“所謂正信，就是正確的信仰、正當的信誓、正軌的信解，正直的信行、真正的信賴”，用以與求名取利、消災延福的“祈禱佛教”相區別。不言而喻，祈禱佛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佛教文化，更不是我們所要發掘、利用的佛教文化旅游資源。    ’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佛教文化呢?從主要方面講，通常所說的佛教文化指(1)闡述佛教徒人生觀、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佛教哲學；(2)借以論證佛教人生觀、世界觀的佛教邏輯(因明)學；(3)誘導僧人對佛法堅信不疑、在通往極樂世界彼岸清苦而漫長的慈航中誓死不回的佛教心理學；(4)宣揚慈悲、美善、寬容、忍耐等思想、精神，借戒律詳細而嚴格地界定“罪”與“惡”，同時也便指示出從善的方向、道路的佛教倫理學；(5)為弘法需要而創造的石窟、廟宇、寶塔、塑(鑄)像、繪畫、梵唄、變文、話本、寶卷及講唱等佛教文學藝術；(6)佛典翻譯中的語言文字學和音韻學，(7)與佛教傳播、弘揚有關的政治、經濟、歷史、民族、民俗學、醫學、天文學和體育養生學；(8)僧團組織和行事、化導儀軌、程式，等等。綜上所述，可以這樣說，佛教(學)是一門交叉學科，佛教文化是一種綜合性文化，尤其是在經過長期地與中國所固有的儒、道學說融合、會通之后，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在佛教文化中，既有純宗教性的部分，也有與世俗文化聯系密切的部分。純宗教性部分往往帶有消極的影響，尤其是它的唯心主義哲學則更是與唯物主義相對立的。但即使就是這樣的佛教哲學，她在人類思想發展的長途中，也曾經是一級階梯，一支火把，同屬于人類創造的思想、精神財富之一。
　　在端正對佛教文化的認識中，還應當明白，佛教是一個歷史范疇，同樣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是非常漫長的，她的最后消亡尤其有待于人類科學水平的極大提高以及社會公平的實現。因此，任何違反客觀規律、企圖使用強力、強迫的方法、手段去消滅佛教的思想和行動都將是鹵莽、愚蠢的行為。在中國佛教史上，曾先后出現過四次大規模的滅法運動，但佛教并未因此而被消滅，有時甚至是在滅法運動過后反而以更加狂熱的態勢來表現自己，例如在“會昌法難”后不久發生的唐懿宗迎奉法門寺真身指骨舍利人宮供養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文革”中，佛教也曾遭到毀滅性打擊，但在這場暴風雨過后，她又在更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下再次顯示其生機，當人們在反思以往的鹵莽行為，重新以審視的目光面對佛教時，似乎才第一次發現她的迷人魅力。僧俗研究佛教文化熱潮的興起、佛教文化被社會更多的人認可和重視、佛教領域中國際交往的日益增多等等，一一都在說明這個問題。就連西方人也有拋棄上帝而轉向東方神秘宗教的傾向，這無疑也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我們如此這般地討論佛教文化，目的全然不是在為佛教辯護和唱贊歌，而僅僅是采用科學的態度對這樣一種文化進行全面的再考察、再認識，以便在她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的時候，力求找出她與當前兩個文明建設的切合點，在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下，實現僧與俗之間的團結、協調、和諧，使這一“出世間法”變為“世間法”，盡其所能，為社會服務。這應當是僧俗雙方都皆大歡喜的好事。
　　二、陜西佛教文化大觀
　　陜西佛教在唐代以前主要是指帝都長安佛教以及由這個中心向外輻射傳播的佛教，至今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也是這些地區的佛教文化。長安(今西安市)在歷史上的一個長時間里，曾經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是佛教弘傳的中心。由于這個原因，這里高僧大德之眾，佛學研習之深，寺院寶塔之多，法事活動之盛……都是無與倫比的。因此，學術界有這樣的說法：長安是佛教的第二故鄉，長安佛教史就是半部中國佛教史。由于長安佛教的輻射和影響，整個陜西佛教文化也比其它省分的佛教文化來得深厚。所以，長安佛教，乃至于陜西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在陜西佛教文化這個寶庫中，究竟有哪些珍藏呢?這里就其主要者約略列諸如下：
　　(一)長安是印度佛教在中國內地的最早傳播地。漢哀帝元壽元年(2年)，西漢博士景盧從月氏使口受浮屠經被稱之為信史。這件事比東漢永平傳法的傳統說法提前了半個世紀，中國的佛教首傳之區也由洛陽變成為長安。
　　(二)長安是中國佛教由大小乘兼弘階段向主弘階段轉變的策動地，也是中國佛教開始快速推進發展的前沿陣地。這主要體現在西域高僧鳩摩羅什至止長安譯出佛典35部425卷，其中又以大乘經典居多，從此使大乘佛教成為中國佛教之主流，以自利利他、普度眾生為特點的大乘教終于在中國找到了其安身立命的“最廣闊的家園”。
　　(三)長安是中國佛教最大的譯經重鎮。長安的佛典翻譯事業開始于西晉武帝之末，譯匠為高僧敦煌菩薩竺法護，譯經地點在長安青門外大寺，譯經總數為165部，從此開長安佛典翻譯事業之先河，前秦時期，高僧道安繼續在長安組織中外譯人從事佛典翻譯，并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進一步奠定了中國佛典翻譯的基礎；后秦時期，鳩摩羅什在長安創立第一個國立譯經場——逍遙園大寺(今草堂寺)譯經場，集四方英俊、一時之杰于一堂，共相提攜，稟訪精研，務窮幽旨，從而開創了中國佛教佛典翻譯的新局面，由私譯進至官譯，由散譯進至有組織的翻譯，由直譯進至意譯，由大小乘兼譯進至著重大乘經典的翻譯，鳩摩羅什因此成了中國佛教史上四大譯經家的第一人。此后，歷元魏、北周而隸于隋唐，中國佛教逐漸達于鼎盛，佛典翻譯亦代不乏人，譯事也逐漸臻于完善，長安成為佛典翻譯郁為稱首之區，從譯者數10人，玄奘、義凈、不空是其中之杰出者，都列于四大翻譯家之列。長安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包括弘福寺、西明寺和玉華宮寺)、大薦福寺也成了唐代長安三大譯經場的所在地。這時的譯經不僅規模大，而且組織嚴密、完備，分工具體、細致，同時又有玄奘這樣的唐、梵文兼善的杰出大師，因而譯文也更加準確，譯出的數量也大。據《貞元釋教目錄》載，自東漢水平十年(67年)至唐貞元十六年(800年)，凡734年，期間傳譯緇素187人，所出大小乘及賢圣集傳7399卷，約略估計，其中的半數以上出自于長安。這些經典大部分留存至今，既是佛教化度眾生的“法寶”，也是前人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無比、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遺產。
　　·(四)長安是中國佛教各學派、宗派創立、發展、活動最集中、最活躍的地方。早期中國佛教的學派所推重的經典，不少就譯出于長安，諸如《成實論》、《阿毗曇心論》、《發智論》、《婆須密菩薩所集論》、《雜阿比曇比婆沙》等。隋唐時期形成的佛教9宗中的三階教、三論宗、華嚴宗、唯識宗、凈土宗、密宗、律宗都創立于長安。這些宗派除三階教外，都源遠流長、師資傳承有序、法脈綿延不絕，每一個宗派都有其一部發展史，各宗派史則又共同構建了中國佛教史的大框架。
　　(五)長安集結著龐大的“僧寶”群。僅據梁、唐、宋三種《高僧傳》的不絕對準確統計，自佛教始傳至宋端拱年間(988～989年)，長期居住于長安的高僧大德總數為461人，占三種《高僧傳》總人數的36％。由于梁、宋兩種《高僧傳》出自于南方，他們對長安的高僧了解、采集并不完全，因此，在實際上，長安高僧大德的人數要比記錄在冊的人數更多。如果加上到長安游學暫住的名僧，那么，長安的“僧寶”群還要大得多。古代的高僧大德多為飽學之士，他們經綸滿腹，三墳五典，儒術老莊，琴棋書畫，兼研者有之，獨善者則更多。正是這樣一大批英才秀杰，在消化印度佛教的基礎上，再與儒道學說融會貫通，最后將佛教改造成為中國式的宗教，同時在政治、科技、醫學、文學、藝術各個領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毫無疑問，他們都是陜西厚重的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六)陜西有著眾多歷史價值很高的寺、塔等佛教建筑。境內現存的寺院數以百計，其創建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西晉時期，如長安敦煌寺、戶縣的羅漢寺、草堂寺等等；最著名的應算各個宗派的祖庭和相關寺院，如百塔寺、草堂寺、至相寺、華嚴寺、大慈恩寺、興教寺、大興善寺、青龍寺、大薦福寺等。此外還有唐代的兩處佛教靈境即扶風縣法門寺和終南山南五臺，以及上述的譯經場所在寺廟等。現存的數以百計的寺院歷經千百年的風雨侵蝕之后，原來的建筑早巳蕩然無存，現在可以看到的多系明清以后的建筑，但從大量的歷史文獻中仍然可以整理、勾勒出不少古寺的舊貌。至于佛塔，其命運要比堂殿樓閣之類要好一些，至今幸存的有周至仙游寺、南五臺圣壽寺之隋塔，唐塔則有大雁塔、小雁塔、香積寺善導供塔、草堂寺鳩摩羅什舍利塔、華嚴寺杜順塔、澄觀塔，宋、金、明各代之寶塔，其數量就更多了，在三秦大地上，幾乎隨處都可看到它們的豐姿。無論是佛寺還是寶塔，都明顯地反映出各個時代的建筑風格、特色，是中國建筑史、藝術史、佛教史的有機結合體、活樣板、實物文獻。
　　(七)佛教雕塑琳瑯滿目，石窟藝術異采紛呈。約略統計，陜西省境內至今遺存的佛教石窟尚有13處之多，它們是藥王山石窟、子長縣石窟寺石窟、富縣石泓寺石窟、黃龍縣圣壽寺石窟、麟游縣千佛院摩崖造像和慈禪寺石窟、米脂縣萬佛洞、佳縣云崖寺寺石窟、旬邑千佛洞、彬縣大佛寺石窟、宜君縣福地石窟和娑羅樹石窟，此外還有壁塑明珠藍田縣水陸庵。這些石窟、摩崖、壁塑造像，最早可以上溯到北魏時期，歷南北朝、隋、唐、宋、金至于明，標領各代，函括千年，勾畫出明顯的歷史演變軌跡，我國石刻藝術史上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環節都可在這里找到其代表作品，其中之宜君縣福地石窟、彬縣大佛寺石窟、麟游縣慈禪寺石窟、藍田縣水陸庵壁塑尤其彌足珍貴。它們在中國佛教石窟藝術史上都有著重要地位。至于單體的雕(塑、鑄)像，更是數不勝數，全省各地的博物館幾乎都有專門的陳列室，而且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進一步開展，不斷地有千年古物被發現，例如1992年在武則天出家的感業寺遺址(未央區漢城西查村附近)曾出土三尊石刻彩繪貼金菩薩像，被認為是隋末唐初的宮廷供養物。諸如此類，不一面足。
　　(八)佛舍利及法器文物舉世無雙，驚世駭俗，價值連城。長安作為佛教弘傳中心的時間長達千年，佛寺多而且壯，國寺、宮廷寺院、內道場、皇親國戚及文武大臣的愿寺、佛堂等等，寺寺都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同時也就有著經濟實力雄厚的大檀越。寺院的地位決定其供奉之像設、法器、文物之等級。一個著名寺院往往就是一個高等級的藝術晶陳列館。歷史的風云、戰爭的煙塵曾使它們久違天日，科學的考古發掘又使它們重現原來的風采。臨潼慶山寺遺址出土的金棺銀郭，西明寺古井中所藏的數百件唐代銀器，周至縣仙游寺法王塔地宮起出的隋室舍利，法門寺真身塔下地宮發現的四枚佛真身指骨舍利以及七重寶函、四面十二環錫杖等等，無一不是國之重寶。還有許多與帝王、朝臣、名僧有著密切關系的已知的和未知的寺院的地下深處，誰能說不會有朝一日又有驚人的文物出土呢。
　　(九)有保全完好的“法寶”大藏經孤本和貝葉經。玄奘三藏塔所興教寺至今保全著據說是印度傳來的部分貝葉經，數量雖少，價值卻大。大藏經“積砂藏”宋代孤本，原藏于西安臥龍寺，民國間經康有為發現后而移存于陜西省圖書館。西安廣仁寺至今藏有清康熙年間重修的明版大藏經6770卷，洋縣智國寺亦藏有明代慈圣宣明肅皇太后所賜織錦硬殼大藏經3000余卷等等。此外，法門寺明塔中也清理出普寧藏、比盧藏的殘卷。這些經藏既是“法寶”，又是文物，還是研究佛教的寶貴文獻資料。
　　（十)長安作為十幾個朝代的政治中心和弘法中心，地位特殊，環境特殊，既是儒釋道三教斗爭的前沿陣地，又是三教融合的熔爐。由宮廷出面組織的“三教辯論”是這種斗爭、融合的特殊形式，反映了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吸收、消化、改造外來文化，建設民族文化的高度智慧。
　　(十一)長安的帝都和弘法中心的地位，又決定了她同時也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漢迄唐，從印度等西域各國前來長安弘法的高僧代不乏人，僅就可考者言之，總數即達40余人之多。赴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海東僧人也有30余人自長安出發，或南下浮海，或西出陽關，還國后亦多有留居長安弘法，并做出重大貢獻者，如竺法護、玄奘、義凈等等。這些東來西去的僧人，還對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中西文化的交流有著不可抹殺的功勞。古代朝鮮、日本前來長安求法請益的僧人分別為57人、9人。這些人中，有的學成還國，成了該國傳經續法的僧才；有的終生留居中國，在中國佛教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有的還在介紹、傳播佛教以外的中國文化方面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外籍僧人所學涉及中國佛教的各個宗派，足跡北及坊州(今銅川市)，南至漢水、商山，其中又以都城長安及終南山為多。他們曾居住習法過的寺院有：大興善寺、大慈恩寺、大薦福寺、大禪定寺、西明寺、弘福寺、千福寺、資圣寺、青龍寺、龍興寺、寶壽寺、法海寺、玄法寺、祟福寺、章敬寺、普光寺、空觀寺、會昌寺、清禪寺、寶堂寺、太原寺、北苑白蓮亭、大內甘露殿、興教寺、長安香積寺、終南山的至相寺、豐德寺、云際寺、翠微寺、紫閣峰寺、勝光寺別院、津梁寺、仙游寺、漢中之乾明寺、安康之新羅寺、銅川之玉華宮寺以及商山等。所有這些寺院，無疑都是值得中、韓、日人民永遠紀念的地方，更是韓、日兩國僧俗向往并希望巡禮、贍仰的圣地。
　　以上就是陜西佛教文化的大概。僅僅從這一“大概”中，已經不難看出，陜西的佛教文化遺產是豐富多彩的，它所蘊含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也是巨大的。可以這樣說，象陜西這樣有分量的佛教文化遺產，在全國各個省市中是非常罕見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對這樣的一份文化遺產，我們不能無動于衷地無視它，漠視它，而是應當引以為驕傲，從中得到鼓舞，不僅要把它保護好，而且要積極地進行開發利用，使其重新煥發光彩，在陜西經濟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里之所以如此這般地歷數陜西佛教的方方面面，一是要借以顯示其豐富和瑰麗，從而引起社會，尤其是有關部門的重視；二是想通過這樣的“清倉盤底”，作到心中有數，三是在摸清“底數”的基礎上，便于對開發利用的內容進行篩選、抉擇。
　　三、佛教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原則及內容
　　陜西佛教文化的旅游資源不僅是值得，而且是應該開發利用的。但在開發利用中應當堅持什么原則，注意哪些事項，哪些內容可以開發利用，最后達到怎樣的結果呢?這都是我們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
　　堅持原則，實質就是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既要開發利用佛教文化中有利于發展旅游經濟的資源，又不能在實踐中宣傳宗教，對精神文明建設產生消極的作用。諸如濫建寺宇、水陸齋會及一切祈福求財活動都不應列為開發項目。
　　重視規劃，指在開發前，省級有關領導部門應全盤考慮，做出整體規劃，其下屬各級相關部門根據總體規劃，再做出本地具體規劃。此規劃應具有法律效力，凡此類開發，均應依此規劃進行。制定規劃前應對全省佛教文化旅游資源認真考察，做到心中有數。這種開發，并非多多益善。濫加開發，非但勞而無益，甚至會降低檔次，有損于佛教文化及陜西的形象。制定規劃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在諸多的資源中，按內容質量分出等次，從具體操作角度定難易，在此基礎上定項目、定重點、定地點、定緩急、定開發經營方式。既有遠期目標，又有近期計劃，堅決杜絕那種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或好大喜功、不自量力的做法。加強規劃是合理利用資源、優化旅游環境、塑造陜西形象、提高旅游質量，進而發展旅游業的第一步。它是對合理開發的積極引導，同時又是對那種破壞資源、亂建濫建的無序行為的有效遏制。
　　所謂科學地選擇開發項目，起著眼點應該是，也必須是；或有利于增長知識，或有利于進行思想教育(包括愛國主義教育、民族團結教育、國際主義教育、艱苦奮斗教育、愛心奉獻教育等)，或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或有利于民眾休閑娛樂。凡是符合以上條件者，都應大開綠燈，大力支持，大力保護。只有具備了以上條件的項目，才算得上是檔次高、內涵深、品位正的項目。也只有是這樣的項目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并且長盛不衰，從而保證理想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那些花費大錢，瞎編亂造的人造景點，往往門可羅雀，乃至于最后關門大吉，這樣的事情是極應在佛教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工作中引以為鑒的。
　　此外，還應該特別強調的是，在開發利用佛教文化旅游資源的時候，要盡可能地保存或再現佛教文化所獨具的特色和風貌。從某種角度上說，佛教文化的一個很大的特點便是它的園林式屬性。佛教講究寂靜、清凈。寂靜清凈的環境相對地遠離喧囂的塵世，便于僧人習定修行，便于思維生慧，便于收到修行的理想效果。因此，一般地說，佛教寺院往往修建在僻靜、清幽的山林懷抱之中，中國化的禪宗產生之后，情形尤其，是如此，僧人依山林而生活，同時又保護、養育了山林，寺院與山林相益，自然與人文雙美。至今仍遍布于全國各地的無數佛教名山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即使是修建于人煙稠密的城鎮之寺院，以院墻與外界分隔開來的院內小環境也是相對靜謐的，綠蔭如蓋掩映殿堂，四時花草繡出小徑，很能給人一種庭院深深的感覺。一部《全唐詩》，隨處可以翻出描寫寺院美景的佳句。佛教名山以及個體寺院的這種環境氛圍，客觀上也極為有利于世俗民眾，普遍地成為他們休息、游玩、度假的好去處。在城市人口猛增，生活日益緊張的今天，利用佛教文化的資源，多營造一些這樣的環境、場所，無疑地是一件造福于人民的大功德。那種在佛教名山、圣地以毀壞生態環境、毀壞原有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為代價，亂置設施，亂建堂館場所，建筑物不倫不類等等諸如此類的做法，是絕對不可取的，因而是開發利用佛教文化旅游資源時所應當竭力避免的歧路。
　　最后還應該注意的是如何將抽象的非可視性的佛教文化轉變為形象化、可視性的佛教文化的問題。舉例說，寺院殿堂樓閣佛塔碑石文物之類是屬于形象化、可視性的種類，而許多歷史事件、人物等原本也是既可視又形象的，但現在卻僅見于文獻記載，要把它開發成一種旅游文化，則應重新將其還原。由于類似這樣的資源很多，如果不用力將其進行再創造，便無法使其起到應有的作用，而所謂的佛教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也便不能算是高層次、深層次的開發利用。
　　根據以上所述的原則和要求，陜西佛教文化可當成旅游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的內容擬有：
　　(1)在歷史悠久的名寺大剎中普遍開設陳列室，著重介紹該寺歷史沿革、金石文物、遺聞軼事、歷代高僧大德、譯經弘法活動、古今國際交往等等。通過這樣的陳列室，游客在一覽寺宇寶塔之類的外貌之外，還能深入時間的長河，悠游于塵封的歷史之中，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既增長知識，又憑添了幾分游興雅趣。這比匆匆地走馬觀花的“看廟”無疑是不大一樣的。象大慈恩寺、大興善寺、大薦福寺、青龍寺、興教寺、香積寺、草堂寺、仙游寺、法門寺、玉華寺等等寺院都有豐富的內容足以充實陳列室。、
　　(2)為那些在佛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事業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高僧大德在有關寺院和場所樹碑立像，供游人瞻仰。象四大翻譯家鳩摩羅什、玄奘、義凈、不空以及一行、道安、朱士行、法顯等，外國僧如韓國的圓測、慧超、神晌，日本的空海、圓仁等。這些人不僅在佛教文化上做出了貢獻，而且在世俗文化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或者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明星，或者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特使，飲譽古今，流芳百世，值得后人紀念敬仰。為這些人樹碑立像，不僅使陜西的旅游環境大為增色添彩，同時也可以顯示出陜西厚重的歷史文化層面。
　　(3)對重大的文化活動如歷代佛經翻譯活動等利用圖畫或雕塑的形式再現其歷史場面。以佛經翻譯而言，這不僅是佛教界的事情，也是世俗文化的大事；不僅是陜西佛教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大事；不僅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大事。從形式上看，不同朝代的翻譯又各有其特點，總的趨勢是日益完善，日益成熟，日益完美。先是孤燈只影的個人私譯；繼之是一人主持，數百人、數千人參與討論的集體翻譯；最后是組織嚴密、分工具體、各司其職、層層把關的譯場式翻譯……這些演變過程體現了中國佛經翻譯的成長、發展歷史。通過再現歷史場面，配上一定的文字說明或講解，不僅可以讓人增長知識，而且還可領略、體味其中的甘苦，分享我們民族先人創造燦爛文化的那分榮耀和歡欣。
　　(4)用壁畫裝嚴寺院的殿堂、廊廡。歷史文獻如《寺塔記》、《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益州名畫錄》等等，還有各種方志、雜記，都大量地記載著古代寺院丹青的情況，尤其是作為封建王朝的京城寺院，往往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美術館。古代畫家幾乎個個擅長佛畫，寺院壁畫多為名家手筆。僅以長安佛教寺院而言，在現存《寺塔記》所載的長安左街18所寺院中就有唐代畫家或雕塑家吳道子、李岫、邊鸞、韓干、張躁、尉遲乙僧等10余人的作品。古代寺院壁畫的作用著重于弘揚教義、莊嚴福地。今天的寺院，無論是大殿還是廊廡，基本上是白壁徒立，塵垢蛛網，剩添荒涼，為什么不可以向古代學習，用丹青釋之，突出佛教慈悲、護生、兼愛、平等、去惡向善思想，對僧俗進行教化?這樣做，既美化了寺院，又可獲得良好的社會效益，還可為畫家們提供“用武”之地，何樂而不為之!
　　(5)全面推行各寺院的園林化計劃。如前所述，寺院的園林化原本是佛教的優良傳統。佛教創立后所建立的第一個寺院名叫“祗樹給孤獨園精舍”它實際上就是一個皇家園林。佛教講凈、靜，故寺院又叫“凈住舍”、“凈居”、“凈屋”，修禪人定要求人“凈室”，往生之地稱“凈國”、“凈域”、“凈土”，等等。所以，佛寺的建設應以清凈為先，而園林式的環境有利于造成清凈的氛圍；佛教的護生思想行為又直接與花草樹木、鳥獸蟲魚的繁育、保護發生關系。無論是作為一方凈土來要求，還是作為一項旅游景點來要求，抑或是從保護生態環境出發，寺院都應發揚其優良傳統、特長，以優美環境取勝。
　　(6)在終南山等地開辟以佛教寺院等人文景點為核心的森林公園。這是在整個佛教文化旅游資源開發項目中的大題目，它的意義不僅在于發展旅游事業，而且也在于為西安市數百萬市民提供更多的消閑游樂的好場所。開辟這樣的森林公園，不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可能性、可行性。隨著西安人口的不斷增長和經濟的迅速發展，基建占用大片城鄉土地，市內綠地越來越少，有限的消閑娛樂場所人滿為患，在適宜的地方開辟新休閑娛樂場所已迫在眉睫。終南山距離市區只有幾十公里，自然被看作理想的旅游勝地。終南山自古有“終南神秀”、“終南百萬玉樓臺”的美譽。它有著良好的生態環境，歷史上存在過的阿房宮，“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為闕，規恢三百里”；漢上林苑以終南山北麓為限；漢武帝還在午谷口建御宿苑；后秦時之逍遙園“南連遠喬(終南山北麓)，北聯長河(渭河)”；隋文帝在太平口建太平宮；唐高祖在太和谷建太和宮(后來改名翠微宮、翠微寺)。毫無疑問，終南山自古以來都以山清水秀、風景優美著稱。不僅如此，它同時也是一座佛教名山，歷史上，山中寺院不啻成百上千，散布于眉縣至藍田一百幾十公里的深山幽谷之中，僅戶縣境內的山中便“無地不寺，無寺不奇”；南五臺塔寺溝的寺院即有寺達四五十座。至今存在的寺院有藍田的水陸庵，嘉五臺的破山寺，南五臺的圣壽寺、大茅棚、紫竹林，天子峪的至相寺、百塔寺，子午峪口的香積寺，豐峪口的豐德寺、觀音寺、凈業寺，高冠峪的圭峰寺，紫閣峪口的草堂寺、寶林寺，太平峪口的金峰寺、云際古寺等等。古代許多高僧大德曾居于這些寺院中譯經、弘法，寂后又葬身巖壑，與青松翠柏共眠。這些事實說明，終南山的確有著很深的文化積淀，天成的自然風景與特殊的人文名勝，使其成為古今人們尋幽覓古、游覽娛樂的好去處。從而也說明它具有開辟、建立森林公園的良好基礎和條件。如藍田的王順山、長安的嘉午臺、天子峪、豐峪口、戶縣的紫閣峪、太平峪、周至的黑河峪等地都可以以當地的人文景觀為中心建立森林公園。此外，象銅川市的玉華山，在唐代也是皇家的苑林，唐高祖和太宗皇帝都曾在此辦公、避暑過，大旅行家、大思想家、大翻譯家、佛學大師和著名的愛國主義者玄奘三藏也曾在此組織譯場。這里既是風景名勝之區，又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也是建設森林公園、發展旅游事業的非常理想的環境，把它發展成盛夏避暑的場所，比之終南山又多了幾分優越的條件，前景是極可樂觀的。
　　(7)開辟終南山佛教勝跡旅游專線。這里使用“開辟．--字其實并不準確，因為早在古代，終南山的游覽路線即已存在。翻開《全唐詩》，我們便會發現唐代人在終南山留下的一行行清晰的足跡；至宋代，章敦等人更為我們指示了一條游覽的路線：自長安至終南山西段，游五郡、延生、大秦、仙游、美陂，晚宿草堂；次日，游紫閣，經宿在登白閣廢寺，復宿草堂；又次日，過高冠潭、百塔寺、南五臺、太一宮，回宿百塔寺，然后取代華嚴寺而回西安。明代進士王九思致仕還歸故里戶縣，其閑美風流不減當年，在遍游終南山之后，備極贊賞之情唱道：“卷將麗句袖中回，馱得南山馬上歸”；“胸中自著南山后，小卻人間百萬丘”。終南神秀，已在不言之中。古代的王公貴胄、遷客騷人對終南山勝景尚且如此鐘情，飽受都市塵囂的今人自然會更向往那里的林野和幽泉，開辟一條通途，將上述的佛教勝跡壁聯珠串起來，或車、或騎、或徒步，這對于喜歡新鮮和探索的人來說，應當是具有吸引力的。
　　(8)開設外國僧人求法、請益遺址尋訪、游覽專項。目前，人們除知道少數幾個寺院與朝鮮(韓國)、日本有密切關系以外，更多的這樣的地方至今仍鮮為人知。如果能將與外國有關系的全部寺院都發掘出來并將其各自的“國際關系史”都進行整理，匯總成游覽專項，這也是招徠國外游客的辦法之一。據我所知，韓國學者或游客到西安后，都往往要求尋訪這樣的遺址。這說明此一開發設想并非沒有事實依據。
　　(9)加強培訓懂得佛教歷史知識的講解員和導游人員。佛教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首先是知識的開發。規劃，定項目，搞建設。都離不開知識，包括佛教知識，懂得佛教知識的講解員和導游人員可以有助于提高旅游業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這里，知識、科學的含量也是一個成敗的重要因素。也正因為如此，本文也把有關培訓的問題列入了“開發項目”。
　　以上便是有關陜西佛教文化及其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或許對西安乃至陜西的旅游業的建設和發展有些許的參考價值，至少是想起到一種拋磚引玉的作用。所以，倘或不夠成熟，甚至于不完全正確，亦誠望識者多多批評指正。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科院歷史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