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長治觀音堂的歷史溯源
　　觀音堂是山西省現(xiàn)今保存較為完整的三處明代懸塑藝術圣地之一。觀音堂位于長治市西北郊大辛鎮(zhèn)梁家莊村東，距市區(qū)約3公里；明代時地屬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創(chuàng)建于明萬歷九年至十一年(1581-1583)[1]，距今已有430年的歷史，其規(guī)模不大，僅有兩進院落，占地面積7400平方米，中軸線上自西向東有天王殿(山門)、獻亭、正殿，兩側為鐘鼓樓及東西配殿[2] 。長治觀音堂是一座以敬奉觀音為主尊，同時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院，在山西省文物遺產中保存較為完整。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具有較高的藝術研究性和文物鑒賞性。
　　長治觀音堂現(xiàn)存建筑正殿（觀音殿）為創(chuàng)建時原構，其余皆清代所建。主殿觀音殿（見中插圖1），面闊三間，進深四椽，單檐懸山頂。門楣上掛有明萬歷十一年(1583)誥封兵部侍郎郜欽立的“觀音堂”鎏金匾一塊。殿內密布明代圓塑、懸塑，“總計881尊，已殘壞而有遺跡者288尊，現(xiàn)存各種塑像593尊”[3] 。長治觀音堂懸塑是古代中國雕塑藝術中的精品，殿內懸塑“佛、儒、道”三教合一，民間各類神仙包羅萬象，殿內塑像體量大的高約兩米，體量小的僅數厘米，其塑造技法有懸塑、圓塑、組塑、浮塑、凸塑、貼塑等手法，樹木、山石、建筑、神仙貫穿其中，在有限的殿內空間里蘊含了豐富的宗教內涵。
　　在長治觀音堂《置買地基文契碑記》中記載了創(chuàng)建大殿的確切時間為萬歷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同時根據其左側碑文記載可知，在萬歷九年（1581），長治縣梁家莊的農民梁水祿，因為家境貧寒，為了生計被迫將家中賴以生存的12畝土地賣掉后得到2500錢，由鄉(xiāng)鄰常朝潤購買此地，最后鄉(xiāng)人眾籌集資，在萬歷十年開始動工，最終修建了這座觀音堂。無論是碑記內容還是民間說法，都可知，整個觀音堂的建造屬于民間個人行為。這些精美的古代懸塑，因為地處偏僻，故能相對較好的保存至今。但是由于年代久遠，且觀音堂殿內的雕塑為泥塑，其中仍有不少損壞和脫落。而這種缺損又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的欣賞者和研究者進一步的深入了解當時造像的塑造方法和材料提供了幫助。

　　二、 佛教信仰與長治觀音堂
　　自佛教傳播到中國，直至唐宋之后，佛教成為發(fā)展影響最大的宗教。尤其明清時期，對佛教更加尊崇。正是由于明代帝王對佛教的大力支持與信仰，在明王朝數百年間的發(fā)展中，佛教從規(guī)模到速度都得到了巨大發(fā)展。到了明萬歷年間,民間建造的佛教寺廟數目繁多，無從統(tǒng)計，大興寺廟是當時的時代風尚。長治觀音堂，也正在這樣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下建造的。一方面是因為大興寺廟的時代風尚影響，另一方面，也是長治當地百姓虔誠向觀世音菩薩祈福求愿保護田地豐收、民生康樂的一種崇佛禮拜的民間信仰行為。
　　長治觀音堂以崇拜觀音信仰為主，兼有三教合一特色。談到觀音信仰就要先涉及到菩薩信仰的起源。大乘佛教起源于在家修行的信徒，當時在他們間流行著對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從而逐步形成了大乘佛教最初的教團，也就是菩薩眾[4]。菩薩信仰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逐漸成為中國佛教信仰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觀音信仰在中國流行最廣泛，民間影響力最為深遠，也是中國佛教的一大突出特點。大乘佛教形成的關注點落在“普度眾生”，而承擔普度眾生、濟世責任的是菩薩。元明清時期，正是觀音信仰的演變期�！懊钌乒�主說”[5]的流傳使觀音菩薩女相在中國趨于定型并迅速普及，女相觀音成為民間觀音信仰的主流。與此同時，全國各地觀音殿、觀音寺、觀音庵等不計其數；觀音造像出現(xiàn)了中國式的“三十三法相”；觀音信仰的主道場普陀山成為信眾的圣地；觀音信仰的外在表征體系形成。觀音信仰隨著佛教的傳入從古印度傳入中國，經歷了一個逐漸中國化、本土化的演進過程。
　　長治觀音堂的觀音造像創(chuàng)建時期，明萬歷九年至十一年，屬于觀音信仰在中國發(fā)展的演變期，長治民眾本著對人生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觀音為信仰崇拜的主尊，創(chuàng)建觀音堂。正是在元明清觀音菩薩信仰的迅速普及的發(fā)展過程的大背景中，長治觀音堂的建立是長治觀音信仰普及和興盛的典型體現(xiàn)。
　　同時，從社會環(huán)境來看，北魏統(tǒng)一北方后便遷都洛陽，長治處于其南北兩部的交通要道上，此時的上黨地區(qū)成為漢族和鮮卑、氐、羌、羯、匈奴各少數民族雜居地。到了明代，這些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已經基本漢化，但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還是時有發(fā)生。為了解決諸多的文化沖突，統(tǒng)治者推行三教合一的造像形式，既可以使各族民眾和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減少分歧，凝聚民心，又可以祈求福祉，這也是當時解決沖突的一個有效途徑。[6]
　　山西長治觀音堂雕塑，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美術史冊中極為重要的懸塑代表作品之一，更是明代雕塑藝術寶庫中的珍品。不僅造型豐富生動，數量繁多，而且宗教意蘊深厚而多元化，具有極為重要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

　　三、長治觀音堂佛教彩塑的藝術特色
　　（一）長治觀音堂彩塑布局和造像思想上的藝術特色
　　1.觀音造像主旨突出、三教合一，布局繁而有序
　　走進觀音殿內，觀音造像主旨非常突出，直面入目的就是在觀音殿堂正中的主佛壇上的佛教“三大士”，即大悲觀世音菩薩（見中插圖2）、大智文殊菩薩（見中插圖3）、大行普賢菩薩（見中插圖4）。三位菩薩塑像在造型上，身形體態(tài)俊美飄逸，舉止優(yōu)雅高貴，神情充滿慈悲和祥和。在三位主尊菩薩的前面分別塑有其坐騎朝天吼、青獅和六牙白象。
　　造像主尊觀世音菩薩塑像居中，單腿安坐于蓮蓬之上，頭戴華美寶冠，櫻桃小口，豐頤大耳，身穿通肩肥袖衫裙，右手放在曲居于蓮蓬的右腿上，左臂朝下垂落，左腿向前方踏在朝天吼背部的蓮蓬之上，面部表情寧靜釋然，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人文特色。普賢菩薩居于右側，結跏趺坐于蓮臺之上，前方蹲著其坐騎，代表其愿行廣大、功德圓滿的六牙白象。文殊菩薩居于左側，結跏趺坐于蓮臺之上，右手前方是其坐騎，象征辯才銳利、智慧威猛的青獅。 
　　觀音殿當心間的梁架上，有釋迦牟尼、老子、孔子三教的祖師并列同坐中央（見中插圖5），其中佛祖釋迦牟尼端坐居中，老子、孔子分別位列左右。三教祖師的造像并坐，典型而充分地再現(xiàn)了自唐宋以來，儒、釋、道三教合一共存共融的宗教文化現(xiàn)象。佛祖釋迦牟尼呈結跏趺坐像（見中插圖6），左手橫放在左足之上，右手向上方彎指作環(huán)狀形“說法像”；而老子的造像風格為道長裝扮，其身形動態(tài)，似乎在講道論經；孔子的造像和神韻，似乎正侃侃而談，傳道授業(yè)解惑，向眾弟子講學（見中插圖7）。三教造像齊聚一堂，互為依存，共受信眾的崇拜。
　　觀音殿內兩側的佛臺之上，分別塑有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位的十八羅漢造像（見中插圖8-11）。他們或機敏乖巧，或文靜沉思，或大智若愚，姿態(tài)神情各異，刻劃得細膩入微，個性分明，造型活潑生動。
　　觀音殿內位于羅漢造像之上的是二十四諸天尊神造像（見中插圖13、14、16、17、18），二十四諸天是包括四大天王在內的佛國的守護神、護法神，他們有的習練武功，拉弓射箭；有的宣述佛法，評事說理；有的為顯其力量，攥拳握杵；有的怒目豎眉，威武強壯。二十四諸天尊神造像，個個造型氣度超凡出世，盡顯佛法威嚴，威風凜凜地護衛(wèi)著佛法。
　　觀音殿的內壁第三層塑有十二圓覺造像（見中插圖19－23），佛教十二圓覺造像在宋代的彩塑像中最為常見，無論其內容還是造型均已定型。觀音堂內的佛教十二圓覺造像分別是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薩、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清凈慧菩薩、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凈諸業(yè)障菩薩、普覺菩薩、圓覺菩薩、賢善首菩薩。這十二圓覺菩薩造像，其神態(tài)恬靜祥和，瓔珞和花冠無比細膩華美，貼身服飾飄逸，衣紋線條流暢，十二圓覺菩薩造像中的坐騎，如麒麟、獅子、大象等坐騎，造型神態(tài)逼真，宛若帶著菩薩們說法巡游，造像盡顯佛法的神通和莊嚴，更散發(fā)著濃厚的人文生活氣息。
　　觀音殿內，在十二圓覺造像往上的第四層塑像，南壁塑像是道教人物故事，有玉皇大帝、西王母、雷公、電母、八仙等塑像（見中插圖24－27）；北壁塑像為儒教人物造像，是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的造像（見中插圖28）。而且在觀音殿內的門窗上方，不僅有道教神仙，還有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雕塑。
　　觀音堂正殿內的500余尊造像在整體布局中，除3尊較大的觀音主像外（約2米左右），其余都是體量較小的塑像（最小的只有10厘米），圍繞著三尊觀音主像，分列四壁。觀音造像主題突出，同時兼顧全面，依照教義，還大力引入民間民俗和信仰的因素，巧妙布局，將儒釋道三教人物有序、和諧地安排統(tǒng)一在空間有限且狹小的三間殿堂內部，具有獨特的宗教審美意蘊，給廣大信眾和欣賞者以強烈而獨特的視覺與心靈的震撼力，也對研究中國佛教藝術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
　　2.造像之間，過度巧妙，相互連接
　　觀音殿內的建筑體量并不大，但是各教造像繁多，按照造像內容，觀音殿內造像可分為6組獨立單元，各獨立塑像單元的過度雕塑，也是其在布局上彰顯其獨特藝術魅力的另一個特色。
　　在觀音殿內繁中有序的造像群中，穿插著亭臺樓閣和祥云山石，一是為了使造像之間相互連結，既可以使畫面完整，又可以使造像保存穩(wěn)定，其次就是打破了殿內的橫向秩序，使整個畫面生動活潑起來。[7]
　　3.注重宗教氣場的表達
　　觀音殿內的懸塑在狹小的空間里，非常注重整體宗教氣場的營造。懸塑，是一種以架定位，上厚下薄，懸插在固定于墻上的預制木架之中的室內彩色泥塑。上身略為向外傾斜，重疊時下層的上身擋住上層的腳部，上下多層重疊則產生華麗的效果，常用于廟宇內制作千佛、千菩薩及復雜背景的故事性彩塑，成為主像的陪襯[8]。正如長治的觀音堂懸塑。
　　長治觀音堂的彩塑藝術，以宗教內容為主題，有神秘的宗教氣氛。中國古代雕塑工匠特別注重對“氣場”的處理，步入殿內，殿內有限的空間，反襯出菩薩造像的巨大體量。處于觀眾視覺中心的三尊菩薩主像由于其大尺度大體量給人心理和氣勢上的巨大壓迫感，而且兩側墻壁上諸多造像繁中有序，布滿放置了上百尊的小型造像，身體由內向外略為傾斜，這種整體的內收感給觀者強烈的宗教心理暗示，很自然使民眾產生對宗教的敬畏崇拜之情。
　�。ǘ�） 觀音堂彩塑在雕塑技法上的藝術特色
　　1.塑技法寫實
　　長治觀音堂彩塑藝術，依據教義又超脫教義，匯集佛國的極樂世界、道家仙境、儒家圣殿，同時云集民間各路神仙，從形式、內容到塑造手法上都繼承了古代傳統(tǒng)文化之精華，造型采用寫實的手法，精巧富麗，其塑造技法采用圓塑、懸塑、凸塑、組塑、貼塑、浮塑等手法齊全，同時又廣泛吸收了明代的市民文化的精髓，山、水、禽、獸塑造得逼真活潑，栩栩如生，形成了一種自然濃郁的生活氣息，體現(xiàn)了民族特色和時代風貌，成為我國雕塑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2.雕塑內容上，情節(jié)性強，具有戲劇化特色，人物造型個性鮮明
　　長治觀音堂彩塑，塑像人物眾多，除了主尊菩薩雕像和三教的主尊雕像外，也注重情節(jié)、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如觀音殿內門窗之上，南面有歷史傳說唐王接經的塑像，以及道教八仙拜壽的塑像；殿內北面是歷史故事明英宗時的“土木之變”、“南宮復辟”等塑像。
　　李澤厚《美的歷程》曾把以戲曲小說為代表的明清文藝概括為廣闊地描摹市民世俗人情的一股“浪漫洪流”，比作是“一幅幅平淡無奇卻五花八門、多姿多彩的社會風俗畫”。這種比喻和概括，也適用于對明清的佛教美術藝術特質的表述，包括菩薩造像，尤其以長治觀音堂的菩薩彩塑堪稱典范。
　　縱觀觀音堂的菩薩群像彩塑，具有曲折的情節(jié)吸引力量和使人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細節(jié)真實性，這一新的造像風尚，與當時戲曲藝術的流行當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9]
　�。ㄈ�）長治觀音堂彩塑在造像上的藝術特色
　　1.長治觀音堂佛教彩塑具有世俗化、生活化的藝術特征
　　明清時期，道觀和佛教寺廟的大量興造，極大地拓展了佛教造像藝術的領域。佛教藝術在此時更加典型地體現(xiàn)出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質,在佛教造像和造像審美的意蘊上更加的深入民間大眾的審美心理。
　　佛教造型藝術要求佛教造像，須表現(xiàn)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妙好,觀之相好莊嚴,慈祥端莊,既超絕世俗又和藹親切,從而體現(xiàn)一切諸善福德具足。這些佛教審美意蘊在長治觀音堂中被明顯地世俗化、生活化。
　　長治觀音堂在形象塑造方面，并不嚴格遵照佛教造像的儀軌和量度標準，同時摻雜了大量道教和風俗神教的形象，三教九流，百態(tài)雜陳，一環(huán)接一環(huán)地推出、變化，波瀾起伏，琳瑯滿目，令人應接不暇，洋溢著對人情風俗的津津玩味。[10]
　　觀音殿內的造像，洋溢著濃厚的世俗氣息。如觀音菩薩、十二圓覺、羅漢等宗教造像,其神韻或虔誠,或和藹,或微笑,或靜穆,或頷首,姿態(tài)各異，給觀者除了宗教應有的靜穆外,更多了幾分人間生動的世俗氣息，整個場面恰似佛祖在與他人嬉說之景,呈現(xiàn)出一派其樂融融的人間情態(tài)。
　　其中一身圓覺菩薩造像，頭戴如意翠珠花冠，下著長裙，裸上身，披巾飄繞于肩臂，身軀扭轉，頭微側，雙手抱膝，赤足盤腿坐于一瑞獸上，形象豐潤飽滿，坐姿優(yōu)美舒暢，情態(tài)可愛動人，宛若世俗中一美貌少女。[11]
　　還有從觀世音菩薩像可看出：觀音菩薩獨具風韻神采,安然端坐在蓮臺上方,面容神情慈悲安詳，身體輕微前傾,目光祥和俯視,左臂舒展伸直,左腿向下釋然垂落。整個觀音造像的審美氣韻，仿佛她不是救苦救難的佛教神靈，倒像是個回訪娘家探望,途中走累，正坐在路旁的石頭上小憩的年輕俊美的民間媳婦。這與在她左右兩側, 半跏而坐,莊嚴、肅穆的普賢、文殊形成鮮明的對比。
　　再如觀音殿中南壁東數第二尊的大肚羅漢就是依據大肚彌勒佛的形象塑造的一位具有濃郁世俗氣息的佛教人物塑像。該羅漢造像面龐豐滿，頭大圓闊，神態(tài)眉開眼笑，嘴角上翹起形成彎月狀，使整尊塑像及整幅畫面洋溢著喜樂歡快的神韻與氣氛。大肚羅漢，藏身于十八羅漢塑像席位的角落里,右手摟著玉女,左側的童子則在旁邊為他扛著禪杖。因其造型與大肚彌勒佛像相近,民間的老百姓也親切地稱他為彌勒羅漢。從這組造像中可以看出，羅漢才從門中走出，童子為他扛著禪杖，所以也有看門羅漢的稱謂。
　　由以上的十二圓覺菩薩、觀音菩薩、大肚羅漢的例子分析，可以看出，長治觀音堂彩塑具有明顯的世俗化、生活化的藝術特征。
　　在殿堂內部，制作出亭臺樓閣的背景，并塑出祥云、海波、花草、動物、成群結隊的脅侍菩薩、十二圓覺菩薩和二十四諸天、十八羅漢等，分置于其間，上下做四五層排列，整齊中又有散落。這種殿中有殿的處理方式，明顯淡化了佛殿的神圣氛圍，而仿佛成了一座波瀾壯闊的大戲臺[12]。這種布局，淡化了宗教神圣性，平添了更多的世俗化的生動而豐富的藝術特質。
　　2.長治觀音堂彩塑具有中國化、本土化、民俗化的特征
　　明清兩代是中國佛教的低潮與衰落期。民眾對佛教的信仰，已由魏晉的狂熱虔誠、頂禮膜拜，唐宋的見性成佛、自我拯救，逐漸演變成了一種綜合性的民間風俗[13]。傳統(tǒng)宗教造像中神圣高貴的光環(huán)已然隱去，此時此地的滿堂神佛、諸路圣仙形象所呈現(xiàn)、所映顯出來的其實不過是“一幅幅平淡無奇卻五花八門、多彩多姿的社會風俗畫”。
　　從地理距離上看，長治觀音堂離屯留縣只有20公里的距離，而長治市區(qū)離屯留縣也僅僅只有25公里的路程。同一片地域，也自然具備相近的文化特性。所以觀音堂中也很自然的出現(xiàn)挽弓射日形象的尊神塑像。這類特質的塑像，體現(xiàn)出觀音堂中自身的藝術特點,那就是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
　　綜上所述，長治觀音堂殿的彩塑藝術，宗教內容是其藝術表現(xiàn)主題，巧奪天工的塑造，不僅營造出神秘的宗教氣氛，同時又廣泛吸收了明代的市民文化生活的精髓與造像元素。在布置上，不僅符合宗教教義和造像儀軌的一般要求，而且還能兼顧表現(xiàn)當地百姓對宗教信仰的審美和心理需求。長治觀音堂彩塑，造像內容精致、寫實、全面，在中國寺廟發(fā)展史上非常罕見。是明代上黨地區(qū)百姓的宗教信仰的真實紀錄與代表，更是千百年來儒、釋、道三教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不斷相互借鑒互相融合并存的典范，狹小的觀音殿堂蘊涵了一個大而全的宗教文化體系，彰顯出長治觀音堂典型而突出的永恒藝術魅力。
　　（作者為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博士研究生）

　　【注　釋】
　　[1]山西省文物局對第五批國保單位觀音堂的介紹。
　　[2]魏小杰:《長治觀音堂明代彩塑相關問題的研究》，《榮寶齋》 2012年11期 ，第46頁。
　　[3]柴澤俊、柴玉敏著:《山西古代彩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48頁。
　　[4]摘錄于中國大百科全書。
　　[5]元代皇親管夫人編寫的《觀世音菩薩傳略》。
　　[6][7]劉磊：《山西長治觀音堂懸塑研究》，《上海工藝美術》2008年3期 ，第63頁。
　　[8]同[6]，第62頁。
　　[9][10][12]徐建融：《菩薩造像》，1998，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第303頁。
　　[11]賀西林：《寄意神工：古代雕塑》，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2008.09，第143-144頁。
　　[13]張宇飛：《佛影——法興寺、崇慶寺、觀音堂彩塑賞析》，河北美術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

作者：雷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