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蒙山大佛（資料圖）

蒙山大佛再現(xiàn)（資料圖）

蒙山大佛（資料圖）

一尊巍峨莊嚴的大佛，幾百年來在人們的視野中悄然而神秘地消失。曾受眾多香客頂禮膜拜的蒙山大佛，在香火繚繞逐漸淡去之后，超然物外、寵辱不驚的處世哲學仍然堅守著它的佛緣狀態(tài)，在繼續(xù)著它的默默的滄桑思考。突然有一天，一位老人，在查閱了半個世紀的資料，尋探了幾十年的佛蹤后，終于在一個山環(huán)水繞、風光秀麗的山凹里覓得大佛的身跡。老人激動得下跪了，涕零憾恨。他撫摸著大佛蒼勁斑駁的偉岸身軀，浮想聯(lián)翩，心底不由涌起幾許懷古的幽思。這尊大佛曾經(jīng)有過怎樣的輝煌與滄桑？千百年來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與人間的悲歡？它那兩扇如輪大耳聽到過多少廟堂的私語和市井的喧囂？我想它那碩大智慧的頭腦中一定封存著許多未曾載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它能開口講話、吞吐千年，那些讓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歷史懸案和謎底，或許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斷定的是，在1400多年前的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下，開鑿這樣一座氣勢恢弘的摩崖石刻佛像，應該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據(jù)傳，明初永樂皇帝朱棣在“靖難之役”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鑿制了一塊史無前例的巨形石碑，準備將其立于孝陵，以彰表其父皇朱元璋的豐功偉績。然而，萬事俱備之后，卻因碑材太重無法搬運，且耗資太大難以承受而作罷。這塊巨碑迄今仍橫陳于山巔之上。因此，即使是在封建皇權至上、統(tǒng)治者為所欲為的歷史背景下，大興土木的作為往往也要受到社會客觀條件的制約。那么，北齊的統(tǒng)治者為何要傾舉國之力來開鑿這樣一座石佛呢？這恐怕與這塊富饒肥沃的土地分不開，與佛教對當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然也可能反映著統(tǒng)治集團的攝政能力。

縱觀世界宗教發(fā)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的規(guī)律，即中世紀宗教的原創(chuàng)及早期傳播階段往往都會遭遇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歧視與打壓，直到統(tǒng)治集團認識到宗教對于現(xiàn)實政治的實際價值為止。佛教并非中國原創(chuàng)宗教，它是憑借了東漢皇室給予的文化特權才得以進入中國社會的。最初所呈現(xiàn)的并不是社會性的開放姿態(tài)而只是宮廷性和文人圈子性的神秘面目。佛教自東漢明帝傳入中國后，楚王劉英率先齋戒祀佛，漢桓帝又在宮中開設浮屠之祠，佛教教義逐漸在上層社會傳播開來。魏晉時期，政局風云多變，社會動蕩不安，現(xiàn)實矛盾促使統(tǒng)治集團的精英階層重新反思社會與人生的重大課題。他們看到傳統(tǒng)的儒、道哲學并非解決一切社會難題之靈丹妙藥，作為新的解釋空間和解讀方式的佛教具有獨特的優(yōu)勢和神奇的吸引力，而且從根本上有利于國家存在方式和人生修養(yǎng)方式，有利于人們訴求自由和追崇期望，有利于以意識形態(tài)的力量再一次構建與不平等利益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會心理秩序。

于是乎，那些因憤世嫉俗而寄情山水、縱酒放歌的玄學名士們紛紛談佛論道、遁入空門。這些人多出自世家望族，有政治背景而無衣食之憂。平素以天馬行空、曠達無羈為風尚，蔑視權臣和禮法綱常�！敖ò财咦印敝�首的孔融，雖系孔子二十世孫，終因多次嘲諷曹操而被以“違天反道，敗倫亂理”的罪名殺害。繼其后而名聞天下的“竹林七賢”，以“棄經(jīng)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相標榜，拒入仕途而放浪形骸，其領軍人物嵇康，倡導“越名教而任自然”，結果因得罪權臣而被殺。從南到北，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民族的、現(xiàn)實的矛盾為宗教的傳播提供了滋養(yǎng)的溫床，玄學名士遁世出家成為求得精神解脫的唯一出路。釋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釋慧遠等佛門高僧與謝靈運、王羲之、殷浩等清流名士過從甚密，時常聚會，一起談天論佛、切磋教義，思想異常活躍，文化日趨多元。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布為國教，并三次到同泰寺出家當和尚�！澳铣�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京城中僅有的一處夫子廟，竟然與480座佛寺毗鄰而居，足見當時南朝佛教是何等的盛行。

北朝時期，太原已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沖撞交匯的前沿，隨著三個少數(shù)民族主體性政權在并州地區(qū)的確立，太原逐漸成為多民族融合與北方貿易的中心區(qū)域。而這一階段，北朝這個異族統(tǒng)治的開放、創(chuàng)新、萌動的執(zhí)政狀態(tài)，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內迅速發(fā)展的動因。著名高僧佛圖澄，得到后趙石勒政權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內弘揚佛法、廣收門徒，以致魏晉時期佛門高師名僧多出其門下。與釋道安齊名的高僧法濟、支曇、慧遠、法顯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門樓煩人慧遠，與鳩摩羅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為泰山北斗。而平陽人法顯則是中國歷史上赴印度、斯里蘭卡訪學的第一人，著有《佛國記》一書。東魏時期代縣僧人曇鸞是凈土宗的開山鼻祖之一，東魏孝靜帝稱其為“神鸞”，日本佛界稱其為本師，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為祖庭。佛教的繁榮直接推動了寺廟建筑的發(fā)展，有關資料顯示，北魏、東魏、西魏皇室出資籌建寺院約47處，王公大臣籌建寺廟約830余處，民間出資籌建寺廟約三萬余處。這一時期的佛像，多廣額高鼻，長眉豐頤，很似北魏鮮卑人的體征。體態(tài)衣紋多勁直，形象肅穆，身軀雄偉健壯，顯示出游牧民族粗獷、豪放的氣質風貌。

東魏、北齊是太原地區(qū)佛教傳播和寺廟興建的高潮階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歡滅爾朱榮，在晉陽建丞相府，坐鎮(zhèn)晉陽前后15年。遷鄴以后，晉陽仍然是高氏政權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歡父子篤信佛教，在晉陽城周邊地帶興建了許多規(guī)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東魏末年，高歡攝政時在天龍山開鑿了數(shù)孔佛窟。高洋稱帝后，在晉陽周邊大造佛像寺廟，從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間，先后興建了晉陽開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緣巖鑿室，規(guī)模宏大，氣勢磅礴。這一時期，包括太原地區(qū)在內的北方佛像群雕，往往呈現(xiàn)出一幅皆大歡喜的理想化，和諧美景的創(chuàng)作主題。統(tǒng)治階級正是借助了宗教及其藝術作品，來催眠人們的主體意識，使其淡忘現(xiàn)實的苦難，順從所謂“天命”的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對人生的一切痛苦與不幸，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來世的輪回和石雕所描繪的西方凈土。事實上，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藝術，的確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發(fā)揮了精神麻醉的作用，幫助了人數(shù)上不占優(yōu)勢的鮮卑、羯、氐等游牧部族在黃河流域的長達幾個世紀的統(tǒng)治。這或許也是魏晉南北朝佛教長盛不衰、佛雕石窟層出不窮的奧秘所在吧。

蒙山大佛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面世的。統(tǒng)治者為了使臣民俯首貼耳，而坐擁天下；學士們?yōu)榱藸I造精神家園，寄情山水；老百姓為了尋找訴求、期待安慰，于是大佛成為時代共同的偶像。他們選準了風水，擬定了規(guī)制，草就了圖案，培訓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開始了心靈與物象的創(chuàng)造。他們帶著虔誠、帶著崇拜、帶著對心靈的寄托、帶著對來世的向往；他們拋妻舍子、遠離家庭、義務勞作、精心創(chuàng)造，他們要把心中一個無尚的浮屠，變成一個現(xiàn)實中高大、偉岸的偶像。他們終于在北齊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將一尊罕見的大佛以及供奉它的龐大佛寺雕筑面世。蒙山大佛比云岡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毀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高10米；而它誕生的年代則比四川樂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