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中的佛教》，(美)芮沃壽著，常蕾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22.00元。

　　維舟

　　□自由撰稿人，上海

　　在近代以前，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單項進口是什么？答案肯定是：佛教。佛教在中古早期傳入中國，不僅是中國哲學史和宗教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胡適語)，也全面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文化、審美、語言，其滲透之強迄今仍能明顯地感受到。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了解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則對東漢以來中國思想和文化的了解都無從談起，因為它已成為中國文化中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且對其他部分有著強烈的滲透和影響。

　　因此，即使僅僅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傳統(tǒng)文明，也有必要對中國歷史上的佛教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第一眼看到芮沃壽這本薄薄的名著，我在驚喜之余首先感到的是驚訝：“中國歷史中的佛教”是個極為龐大的議題，僅中國佛典的篇幅就是《圣經(jīng)》的74倍，相關(guān)的衍生文本更是令人望而生畏，要統(tǒng)括提煉為這樣一本小冊子，恐怕比寫一本上千頁的大書還難得多。用李零的話說，“把書讀薄”是一個很大的本事。不過這樣的提煉倒是讀者之福，便于人們清晰地把握最重要的歷史脈絡(luò)。

　　佛教對后世中國人來說已如此熟悉，甚至幾乎讓人忘了它是一個外來宗教，但談中國佛教必須從它初傳入華開始。禪宗公案中有一個問題曾被反復(fù)提及：“如何是佛祖西來意？”即佛教因何從西方傳入中土？對于這個問題有許多著名的回答，但卻都不是直接的回答，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然而打機鋒頓悟可以如此，學者追溯歷史源頭卻不能。

　　湯因比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宗教的大發(fā)展往往尾隨一個帝國的崩潰而來。佛教在中國的傳布，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得益于兩漢儒家文明的政治秩序崩潰之后，持續(xù)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和社會危機，根基動搖的社會“成為異域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極有希望的溫床”。在這樣一個人們難以預(yù)知福禍和未來的災(zāi)難時刻，佛教和道教都獲得了大發(fā)展，因為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人們精神上的安寧和指引，讓他們通過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擺脫現(xiàn)實世界中的焦慮痛苦。

　　但兩種異質(zhì)文明體系在相遇時必然要遭遇碰撞和不斷調(diào)適�？梢哉f，一千多年后西風東漸時所遇到的大部分問題，在佛教入華時都已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例如本土思想的激烈抵制、一個外來思想體系的自我調(diào)整以迅速適應(yīng)變化、如何使新的異質(zhì)思想被本土接納和理解、以及經(jīng)典的翻譯工作和交流等。芮沃壽敏銳地意識到，在翻譯佛典的過程中，許多違反儒家道德的段落和措辭被刪改或省略，并出現(xiàn)了許多護法文，辯稱佛教思想“與本土的思想和價值相一致或為其補充之處”，通過這些方式，將這一外來事物嫁接到本土文化的根上。

　　在南北朝的亂世中，佛教不得不適應(yīng)南北兩種不同的政治環(huán)境和文化。這種扎根本土的努力，出現(xiàn)了日后佛教南北宗分化的最初雛形，以及被中國思想所滲透的佛教，事實上此后的中國佛教發(fā)展，大抵都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在演化的進程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即佛教從“沙門不敬王者”和“漸悟”的立場上后退，逐漸放棄其獨立性和外國色彩。陳寅恪曾指出，拜不拜王者表面上看是僧俗之爭，但實質(zhì)上與漸悟/頓悟之分一樣，都是華夷之分，而最終的結(jié)局則是佛教為適應(yīng)本土而屈服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不但接受了北魏起設(shè)立的僧職機構(gòu)，而且作為對印度佛教的“一種特色的反對”的頓悟說最終發(fā)展成漢傳佛教唯一的正宗。

　　另一個重大的調(diào)適是眾生平等思想和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的發(fā)源地印度有嚴格的種姓思想，主張“一闡提不能成佛”，但中國文明卻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及“人皆可以為堯舜”。在本土的道教經(jīng)典《太平經(jīng)》中就已顯露出一種特色的思想，即認為人的命運是靠自己而非鬼神等外力決定，而且只要修行得道，人人都可成仙。這種“自力本愿”的思想主張一切吉兇都由自己造成，人種善因即得善果，種惡因便得惡果，跟鬼神毫無關(guān)系，因此所謂鬼神說穿了只是自己精神狀態(tài)的一種投射而已。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成為主流的禪宗頓支主張一種與中國人的一貫信念相合而對于受種姓制度束縛的印度來說格格不入的救贖理想，即：一個人可以在其一生中通過自設(shè)的努力而到達巔峰”。事實上如龔鵬程所言，面對中國社會中這一強大的思想現(xiàn)實，“若不在理論上作此轉(zhuǎn)向，佛教恐不能大昌”，禪宗就是絕對“自力”的思想流派。

　　自唐代禪宗興起，晚唐后西域通道斷絕，佛教又在印度本土衰落，佛教不得不更進一步地中國化，以至于禪宗這樣一種從印度佛教的觀點看來的幾乎已經(jīng)不能算是佛教的異端，竟演變成為中國佛教勢力最大的正宗。禪宗在理論層面吸收了道家玄學性格，大受士大夫知識分子和庶民社會喜愛。但中國佛教中的“佛性”也逐漸演變成主要指人的心性，而非印度所指的真如、實相、法性，這種對心性的和自然主義的過度強調(diào)，消解了鬼神與來世的觀念，無形中也造成了禪宗的自我瓦解。到最后砍柴挑水、吃飯穿衣皆是修行，宗教過于生活化，那么這與“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語)、“百姓日用即道”(王艮語)的儒家說法又有什么差別呢？

　　中國思想本來就具有強烈的“此世性格”，對彼岸世界的興趣較少，因此對佛教教義往往也不甚關(guān)注，即使在今天的臺灣，佛教界也不大重視佛學，往往蓋寺廟各方樂捐，但辦佛學院就信眾興趣寥寥，“明心見性”的直接最迎合他們的口味。中國歷史上宗教對人的約束力很小，用葛兆光的話說，它“并沒有一種強制性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世俗信仰者的信仰，只是靠思想與情趣的魅力來吸引信仰者的感情”，最終則是“宗教逐漸轉(zhuǎn)化為思想，信仰逐漸演變?yōu)榕d趣，文人把宗教修行轉(zhuǎn)化為生活體驗，把終極境界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境界”。但這倒未必不是中國人之福，至少避免了可怕的宗教戰(zhàn)爭，并能自然地在主客合一中求得自由與無限。

　　今天的每個中國人都在無意中繼承著兩千年漢傳佛教的遺產(chǎn)，別的不說，我們口語中的日常詞匯就有許多都源出佛教文化，例如：世界、時間、信仰、平等、現(xiàn)在、天堂、覺悟、法寶、魔、宇宙、塔、唯心、真理、因果、相對、絕對、十字街頭、當頭棒喝、盲人摸象……這個清單還可以開得更長。無怪趙樸初當年曾回應(yīng)那種排斥佛教文化的意見時說：“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正因為這一領(lǐng)域涉及的議題如此龐大，芮沃壽在本書前言中就謙虛地自稱“這樣一個闡釋只能是試探性的、不完滿的”。然而他這本已成為西方研究中國佛教史的指南性名著雖然已出版半世紀，但其洞察仍能經(jīng)受住時間的考驗。